易中天：商鞅的“法”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，不保护人民群众
谈及先秦法家与中国法治精神的渊源，易中天一句掷地有声的评判总能戳中核心：商鞅的“法”从不是庇佑万民的准绳，而是少数统治者攥在手里的统治工具，它不讲公平正义，不问是非曲直，只论君主集权与国家强权，自始至终，从未将人民群众的权利与福祉放在眼里。
商鞅入秦推行变法，本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强国弱民运动，其“法治”的核心逻辑，从来不是约束权力，而是驯化民众。彼时秦国积贫积弱，秦孝公求贤若渴的诉求，从来不是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而是富国强兵、称霸诸侯，这与商鞅的法治理念一拍即合。商鞅的“法”，首先是服务于君主集权的利刃，他通过废井田、开阡陌，将土地收归国家管控，打破贵族世袭特权，看似是革新，实则是把天下资源尽数攥在君主手中，让贵族与百姓都沦为依附于皇权的附庸；他推行郡县制，废除分封，将地方权力牢牢收归中央，本质是强化君主对天下的绝对掌控，让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成为可落地的制度，这样的“法”，保护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，是统治阶层的专属利益，与人民群众的权利毫无干系。
商鞅的“法”，更是弱民、驭民的枷锁，它只讲服从，不讲人权，只重刑罚，不重保障。在商鞅的法治体系里，民众从来不是权利的主体，而是国家机器运转的耗材——是耕战体系里的农夫与士兵，是君主集权路上的顺从者与牺牲者。他主张“壹民”，即让民众只有耕战一条出路，断绝经商、求学、技艺等其他生存路径，看似是提升国家战力与生产力，实则是剥夺民众的选择自由，让百姓只能在君主划定的轨道里挣扎求生；他推崇“重刑轻赏”，主张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，看似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实则是用严苛刑罚震慑万民，哪怕是微小过错也动辄处以重刑，连坐之法更是牵连无辜，一人犯法，邻里、宗族皆要受罚。百姓在这样的“法”面前，没有辩解的余地，没有反抗的权利，只能俯首帖耳、逆来顺受，所谓“守法”，不过是被迫接受统治的无奈，所谓“法治”，不过是强权压制下的服从秩序。这样的法，何来对人民群众的保护？不过是统治者用来防止民众反抗、维系统治稳定的工具罢了。
更讽刺的是，商鞅的“法”从始至终都存在着致命的阶级鸿沟，所谓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，本质上是“刑上大夫，刑更重庶民”的双重标准。商鞅变法中，确实有惩治贵族的举措，比如废除世卿世禄，严惩违法贵族，可这绝非为了维护公平，而是为了削弱贵族势力，巩固君主集权，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洗牌。对于贵族，刑罚或许是权力斗争的手段；可对于普通百姓，刑罚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，动辄便会落下。百姓哪怕偷了一尺布，都可能面临重罚；而贵族哪怕犯下更大过错，往往能通过君主的恩赐、特权的变通得以豁免。更重要的是，商鞅的“法”从未赋予民众任何权利，没有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，没有维护民众的财产权益，更没有给民众提供申诉、反抗不公的渠道。百姓受了冤屈，无处伸冤；遭遇盘剥，无力反抗；面对苛政，只能隐忍。这样的法，只保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，只维护强权阶层的既得利益，人民群众在其中，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何来保护可言？
很多人将商鞅变法视为中国法治的开端，实则是混淆了“法治”与“法制”的本质区别。真正的法治，核心是“法大于权”，是法律约束权力，是法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，是让民众成为法治的受益者；而商鞅的“法”，是“权大于法”，是君主掌控法律，是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，是让民众成为法治的牺牲品。商鞅的法制，追求的是“令行禁止”，是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，是君主意志的绝对贯彻，至于民众是否疾苦，是否冤屈，是否有尊严地活着，从来都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。正如易中天所言，这样的法，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，从来不会保护人民群众。
商鞅变法让秦国迅速崛起，最终一统天下，但其“法治”模式留下的后遗症，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。此后历代封建王朝，大多承袭了商鞅的法治逻辑，将法律视为统治工具，将民众视为驯服对象，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，百姓的权利始终得不到真正保障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回望商鞅变法，再品易中天的评判，更能明白：真正的法治，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法治，必然是保护人民群众权利的法治，必然是约束权力、彰显公平的法治。而商鞅的“法”，恰恰与这些核心要义背道而驰，它是统治的利器，是强权的象征，唯独不是人民的保护伞。
认清商鞅“法”的本质，不是否定其历史价值，而是为了厘清法治的真正内涵。商鞅变法让秦国走向强盛，有其时代的必然性股票杠杆配资，但这绝不能成为美化其法治理念的借口。我们推崇法治，追求法治，从来不是要回到商鞅式的强权法制，而是要建立真正保护人民、约束权力、彰显正义的现代法治。唯有明白商鞅之“法”的局限与本质，才能真正读懂法治的真谛，才能让法治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护身符，而非少数人的统治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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